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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黄金时代终结? | 社会科学报

来源:香港一点红时间:2019-06-17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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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后,为了与世界更密切地接触,美国大学招收大量国际学生或在国外开设分校,既增加了文化的多样性,也为美国大学带来了可观的学费收入。国际教育蓬勃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然而,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提出“美国优先”的政策后,美国国际新生入学人数与海外校园数量都明显缩减。2019年4月1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网站刊发记者卡林·菲舍尔(Karin Fischer)的文章《国际教育的黄金时段是如何黯然失色的》(How International Education’s Golden Age Lost Its Sheen),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原文 :《国际教育黄金时代的终结?》

  编译 | 熊一舟

  图片 | 网络

  黄金时代陡然失色

  2014年5月的一个星期日,来自49个国家的140名学生走到舞台上领取阿布扎比纽约大学颁发的第一届毕业生文凭。一些学生戴着头巾,而另一些则把头发染成紫色。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是主旨发言人。但这一天实际上属于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John Sexton)。他每隔一周从纽约飞到阿布扎比给阿布扎比纽约大学的学生授课。

  塞克斯顿把纽约大学在阿联酋建立分校的梦想变成现实。纽约大学在上海的另一个分校于2013年秋季开业。塞克斯顿主张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性,他说:“世界已经变小了。”“世界各地的事件影响着我们所有人,无论我们如何试图寻求孤立。”事后看来,阿布扎比纽约大学的毕业典礼正值国际教育的黄金时刻,但很快就黯然失色了。

  

  在那个黄金时代,高等教育找到了出口其声誉的途径,使自己成为美国软实力的载体,并促进了跨越国界的人员和思想交流。美国的其他大学也加入纽约大学的行列,纷纷在国外开设校园,包括在新加坡的耶鲁大学和在中国的杜克大学。这些大学聘请高级管理人员来管理他们蓬勃发展的海外投资,包括学生交流、教学研究和联合学位。

  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曾说,出国留学是“本届政府外交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当时,白宫推出了把10万名美国年轻人送到中国留学的计划。中国学生在国际学生留美大潮中独占鳌头。美国大学的国际学生人数增加近90%,达到110万人。

  

  教育国际化的黄金时代诞生于最可怕的事件:“9·11”恐怖袭击事件。自那以后,人们认为暴力行为的发生暗示着美国需要与世界更密切地接触,而不是更少。黄金时代的结束之日是在15年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提出“美国优先”的政策。

  尽管把当前的国际化挑战归咎于特朗普总统和他所营造的本土主义环境似乎言之有理,但这种解释并不全面。毕竟,特朗普总统并没有要求在三年时间内取消650个大学外语项目。声称国际化是其战略优先事项的大学的比例,从2011年的60%下降到2017年的47%,而这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一些大学正在缩减开支,而另一些大学则试图保持其在全球的定位。如果说过去的时代是教育帝国蒸蒸日上的扩张时代,那么今天国际化的拥护者们正在进行防守。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创始主任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说:“形势正在改变。国际化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也许将进入一个维持阶段。”

  破裂的共识与“观望”态度

  特朗普的当选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许多人——尤其是学术界内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认为的共识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认同的。宾州州立大学教育政策研究部主管凯文·金塞尔(Kevin Kinser)表示,人人都应该上大学。由于科技和贸易的影响,国家边界正在被抹去。国际化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如果毕业生要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生活和工作,高等教育有责任为他们做好准备。

  然而,给特朗普投票的美国选民中有一大批人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并不认同美国在世界上的责任,甚至认为美国在世界上不应负担任何责任。虽然全球化曾被视为一种能在世界各地扩大机会的力量,但现在却被视为经济混乱的根源,使赢家和输家在全球化之后四分五裂。国际化当然不是全球化的同义词。国际化是让人们了解和适应一个更加紧密、相互依存的世界,并把全球化的观点贯穿于大学所做的一切。尽管如此,全球化和国际教育也同样引起了一些怀疑。

  

  如果说上届政府支持高等教育的全球拓展,那么现在联邦调查局会定期访问很多大学,因为他们担心外国学生可能会窃取美国的国家机密。特朗普总统的旅行禁令和一系列签证限制使一些外国学生和学者更难前往美国。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统计,2016年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下降到了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的最低水平。2017年秋这一数字再次下降。

  受收缩性世界观影响的不仅仅是即将入学的学生。在特朗普当选前的十年里,美国大学在海外开设了34所校园,而特朗普当选后只开办了5所。奥尔巴尼大学教育学院临时院长詹森·莱恩(Jason Lane)与金塞尔一起进行了调查。莱恩指出,“全球地缘政治动态日益不稳定”是美国大学“观望”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立法机构削减国际教育经费或威胁要关闭海外的项目。但许多国际项目的管理人员却已准备好接受来自立法者、董事会和公众的更严格审查,并加强了他们的宣传努力。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与实践”学科的教授珍妮·李(Jenny Lee)说,特朗普利用了被“未兑现的全球化承诺”激怒的选民群体。但是,她说,“真正的、严重的国际化阻力并不只是来自白宫内部。”

  一些批评也来自于高等教育本身。许多教育界的怀疑论者并不认为全球化是恶魔,也不反对海外接触的原则。相反,他们要么不喜欢大学的具体做法,要么不喜欢大学的合作对象。例如,耶鲁大学的教授们抗议该大学2013年决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开设一个新的文科学院。他们认为,耶鲁大学不应该在一个在公民权利方面表现如此糟糕的国家开设分校。

  突出重围寻找新方向

  在2018年冬天举行的国际教育管理者协会会议上,人们的情绪是阴郁的。对于这些顶尖的国际教育管理者来说,最初的震惊——旅行禁令和国际入学人数的减少——已经过去。现在他们必须想出突出重围的策略。在这场国际会议的与会者中,似乎形成了两个派别。一组人退缩了,他们削减了国际扩张的野心,甚至取消了项目。但另一个大得多的群体似乎决心用更少的资源来做更多的事情。

  西弗吉尼亚大学扩大了与外国大学的联合学位项目,认为美国文凭仍然具有社会声望,即便学生不太愿意来美国获得学位。是的,西弗吉尼亚大学负责全球战略和国际事务的副校长威廉·I.鲁斯坦(William I. Brustein)说,学生们只会在校园里呆上一到两年,但“他们在这里呆一段时间总比根本没有好”。

  

  需求引导了新方法的采用。例如,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国际英语中心已经启动了一个项目,为该校的员工、主要从事家政工作的工人和非英语母语的工人提供英语指导。现在可能是教育国际化转向新方向的时候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宾州州立大学的金塞尔说,“并不一定意味着事情会倒退。也许他们只是发生了改变。” 很多时候,大学对国际化的渴望缺乏对国际化基本要素的关注,让人感觉它更像是一个附加的、额外的东西,由一间门上贴着“国际化”标签的办公室来处理的专门事务。

  回首过去,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黄金时代似乎失去了一些光彩。曾几何时,国际教育的升级融合了高尚的理想和底层的关切。但最终,双方都不满意。如果国际教育要向前迈进,就必须充分了解教育的发展方向。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5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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